这是摘录的好文。引自FT中文网
成朝庭：我从最初的极右分子，慢慢变成现在“不再左右为难”。人心难测，社会复杂，社会科学无法用一种范式包打天下，必须多种范式齐上。
1. 引言
我是一个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，最近写了几篇随笔，批判了西方白人右翼民粹及其华人追随者。结果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，甚至还有华人朋友给我发私信，义正词严地讨伐我。其实他们有所不知，我还写了一些批判“白左”的小文。我这叫左右开弓，两边不讨好。这些经历，促使我思考自己的思想（政治）倾向。应该说所有人都是有其倾向，即便自己没有意识到。毛泽东就说过，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，一万年后也是如此。但我发现，自己的思想倾向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，从右倾到左倾，再到左右都能接受。
2. 左右之分
在回顾我的思想历程之前，有必要说明，此处的左右之分，是采用西方而非中国的标准。左派和右派的称呼，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。在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，激进的革命党人坐在议场左边，而温和的保王党人则坐在议场的右边。此后左右之分范围扩大，体现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诸多维度。阶级斗争为左，血统崇拜为右；世界主义为左，民族国家为右；大政府为左，小政府为右；强势政府为左，自由市场为右；自由主义为左，保守主义为右；进步主义为左，传统价值为右；女权主义为左，父权男权为右。左派和右派，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对立。比如左派欢迎移民，甚至非法移民，而右派反对移民，更何况非法移民；左派主张平权，大搞身份政治，而右派反对身份政治，要求能力优先；左派通常支持LGBTQ和同性婚姻，右派则致力于维护勇武的男性气概，坚持婚姻必须是男女结合。至于民粹主义，左右派都有，其共同点是敌视精英。
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，左派占支配地位，自然要维持其优势，因此左派成了保守派，而右派反而成了主张变革的力量。中国左派通常也是集体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支持者，而进步主义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则属于右派。所以中国的左右之分，在很多维度与西方正好相反。但中国毕竟是个特例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左右划分，与西方国家基本一致，因此我采用西方标准。
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诸多维度，左右两派均持对立之立场。按照对立的程度，形成从极左、中左、中间派、中右到极右的政治光谱。但这个光谱却并非简单的线型分布，而是构成一个环形，即极左可以切换为极右，反之亦然。
极左和极右，虽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尖锐对立，但两者其实又遵循同样的底层逻辑，都是极权主义的拥趸，都企图垄断一切，包括政治权力、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，甚至包括人的身体；两者都不接受多元化，都不允许任何其他挑战者存在，如出现则消灭之。因此，极左和极右，本质上是一路人，都是自由主义的敌人。极右大独裁者希特勒，从他的极左同行斯大林那里学到很多统治术。但纳粹德国最终还是战败了，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德地区后，很多纳粹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拥护者，他们毫不费力就把纳粹万字旗涂抹成革命红旗。法西斯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，在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之前，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。当今美国的极右翼民粹思想家班农（Steve Banon），是列宁的崇拜者，他想用列宁主义的方式摧毁美国建制派。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桑德斯（Bernie Sanders）在美国政治光谱上属极左，但他败选后，其支持者就立即成为特朗普（偏极右）的争取对象。实际上，一旦环境有变，极左和极右很容易变成对方。这就如同雇佣兵，可以毫无困难地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势力服务，因为他们奉行“有奶便是娘”的逻辑。有部国内电视剧的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：一个汉奸说，大清在的时候，我是奴才；民国的时候，我也是奴才；日本人来了，我还是奴才。这个汉奸认为，既然都是当奴才，不过换个主子，有什么区别？这生动说明，只要一个人奉行的底层逻辑不变，换个支持对象一点不困难。
3. 从右倾到左倾
我在中国出生长大，长期接受正统教育，思想底色是国家主义、集体主义、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。我狂热拥护富国强兵，多年前曾写了万字网文《逐鹿天下：21世纪中国的世界战略》，鼓吹中国需要沿着蒙古人的足迹征服欧亚大陆。2013年“一带一路”横空出世，让我倍感生逢其时。与其说我是一个粉红，不如说我是一个深红。但我一直处于草根地位，因此仇视官商学一切精英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粹主义者。和所有年轻男性一样，我当年也是荷尔蒙爆棚，看见墙壁都要打一拳。所以我是以强者自居的，满脑子都是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的思想，算得上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。总而言之，年轻时候的我，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极右派，中国语境下的极左派。
实际上，我的这种政治倾向，是当今西方社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。他们中相当多数对所谓“白左”极其反感，支持白人右翼保守派，在美国是特朗普粉丝，在德国支持极右的选择党，俄罗斯强人普京则被他们奉为世界保守派共主。但我又与这些人不同，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很大程度上由其原生思想塑造，带有威权色彩，因而无缝衔接西方右翼保守民粹派。而我却开始了艰难的反思，从一个右翼保守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。一战时的法国总理克莱蒙梭有句名言，“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，他就没有良心；一个人30岁以后还信仰左翼思潮，他就没有头脑。”说的是青年人未谙世事，充满理想主义情怀，追求公平正义，所以思想左倾；但当年纪渐长、饱经磨难之后就会变得现实冷漠，因而变成右派。但我的情况恰恰相反，年轻时没良心（右倾），年长以后又没头脑（左倾）。不过也有朋友讽刺我的这种转变，说我是“能打时就社达（社会达尔文主义），不能打则博爱”。
3.1 自由主义的价值
我这辈子都比别人慢几拍，直到成年后都没有自我。我一直过着为他人而活的生活，小时候听父母的，在学校听老师的，在企业听领导的。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，也没什么主体意识。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尤其是长期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，迟钝如我也萌发了自我意识。我逐渐认识到，在一个自上而下进行控制的体系中，个人不过是宏大叙事的工具，独立自我不是被鼓励，而是被系统性地压制。但我们每个人来到世上，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，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并非天生就是他人的工具。自由主义主张个体自决，反对剥夺个人权利，因而逐渐吸引了我。
3.2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
岁月不饶人，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充满侵略性的年轻小伙，不再是一个所谓的“强者”。我逐渐意识到，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，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弱者，即便是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也有虎落平阳、时运不济的时候。于是我开始认同左派思想，因为它同情弱者和少数，呼吁社会公平正义。
2022年6月的唐山打人事件，大大震撼了我。打人的暴徒凶狠而放肆，善良的普通人却不堪一击。唐山事件作为冰山一角，反映了丛林社会中强者对弱者的系统性施暴：男性对女性（也有相反案例）、上级对下级、父母对子女、教师对学生、学阀对后生（如博士生）、主流对边缘、组织对个人、多数对少数、有权有势者对普通老百姓。各种暴力和强迫行为，时时处处都在发生，既有有形的身体暴力，也有无形的精神暴力。以强凌弱是如此司空见惯，甚至到了被害者都觉得理所当然的程度。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，都没有学会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冲突，更谈不上制度层面的安排。当然不仅中国，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，即系统性地容忍和鼓励暴力。由此我认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们心灵的毒害，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因为这种思想提倡容忍，尊重并保护少数及弱势群体。只有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，才可以真正造成一种保护所有弱者、少数和边缘群体的体制。
3.3 对移民问题的反思
我在德国生活时间颇长，一开始也和很多海外中国人一样，看不起其他族裔（非法）移民。我认为自己与这帮素质低下的人不同，有知识、有技能、勤劳肯干、遵纪守法，因此应该而且能够被主流社会接纳。我不理解西方国家为何接纳大量（非法）移民，尤其是有着强烈异质信仰的穆斯林。我甚至一度相信一种在白人极右翼中流行的“大置换”理论（Great Replacement），即西方国家有一股势力蓄意引入大量生育率极高的外来移民，来置换土著白人，从而颠覆西方社会。但我在西方生活越久，就越来越意识到（非法）移民问题并非如此种阴谋论描述，而是另有其因。
如果具备足够的政治意志，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国家机器，完全有能力将不受欢迎的人阻挡于国门之外。但为何西方总是存在（非法）移民问题呢？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。西方国家普遍老龄化严重，缺乏劳动力，因此需要引入外来移民。比如德国的护理行业极其缺人，但本国年轻人却不愿意干这种脏活累活，缺口只有外来移民可以补充。再则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，拥有优越福利和完善保障，对所谓“低人权优势”绝不买账，因而成本极高。西方雇主虽然对此不情愿，但由于民主制度对劳工权利的有力保护，他们也无可奈何。本国劳工用不起，解决办法无非有二：一是产业外包，二是引进移民。与成本极高且维权意识强烈的本国劳工相比，移民吃苦耐劳，任劳任怨，因此性价比更高，竞争力更强，非法移民尤其强。比如，美国的医疗保险相当昂贵，雇主必须承担，因此是很高的成本。但美国却有数千万非法移民没有医疗保险，雇主们为此节省了巨额开销，这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。
其实，西方国家的移民，类似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。合法移民就是有暂住证的，非法移民就是没办暂住证的。这些人当然不是天使，其中有罪犯，甚至不少。但是他们能来，是因为有需要。嫌弃（非法）移民，就如同上海公交车售票员看不起农民工，是一样的心态。可惜上海售票员不是统治者，统治者算盘打得很精，农民工像奴隶一样干，没有五险一金，老了一脚踢走，你城里人肯干？当然有人会说，中国的农民工是本国公民，与西方国家外来移民情况不一样。但户口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内护照，如果说有区别，那就是中国农民工的境遇可能还不如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。中国的发展，是农民工血汗喂养的；西方的繁荣，也有（非法）移民的巨大贡献。虽然（非法）移民缺乏话语权，但我们在道义上没资格、在经济上没理由歧视甚或敌视他们。
作为劳动力，很多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性价比不低，但这只是西方雇主喜欢，西方本土劳工却不乐意。因为你就是来抢饭碗的，越是勤劳肯干，威胁就越大。而西方劳工，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。换言之，勤劳肯干的中国人，其实是西方主流的天敌。用社会科学的黑话来讲，这是一个“结构性”矛盾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这个道理，并不难懂，但不少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却认为自己属于“好”移民，于是鄙视那些“坏”移民，尤其是低贱的非法移民。然而，对于西方本土劳工而言，移民没有好坏之分，也没有合法非法之别，都是移民，都是来抢饭碗的。如果有区别，那就是合法的“好”移民威胁更大。对白人右翼民粹而言，一个“好”的移民，应当是一个被驱逐的移民。有鉴于此，本身作为移民的西方中国人，却支持排外的右翼民粹，甚至为其摇旗呐喊，难道不是羊为狼辩护吗？这种“统治者思维”，就如同农民工拥护户口制度一样可悲，印度贱民赞美种姓制度一样可叹！
3.4 宁要“白左”伪君子，不要“黄右”真小人
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，有不少人鄙视甚至仇视西方“白左”。有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江湖国师，甚至宣布“白左”是人类文明的“艾滋病”。但实际上，这些“黄右”可能根本就没有与“白左”打交道的经历，因此我不太明白“黄右”对“白左”的刻骨仇恨从何而来。须知，马克思也好，爱因斯坦也罢，都是典型的“白左”。“黄右”们不敢挑战这些“白左”祖师爷，就对其当代继承者口诛笔伐，似有不共戴天之仇。
思之再三，我觉得可能是“白左”的道德优越感冒犯了“黄右”脆弱的自尊心。在“黄右”看来，“白左”居高临下，对世界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，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偏见和莫名其妙的傲慢。“黄右”喜欢讥笑“白左”不知人间疾苦，不懂世道艰难。其实，这何尝不是“黄右”在展示另一种优越感：我见过世面，我知道世界多么残酷，社会多么黑暗，人心多么险恶；而你们这些傻白甜，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肤浅，不但幼稚，而且虚伪。这种另类优越感是如此普遍，就连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，也不能免俗。他们喜欢教育后生小辈，喜欢展示自己的丰富阅历和对社会的深刻洞察，尤其是对黑暗现象津津乐道。他们喜欢把年轻人对世界、社会和人心的美好想象生生揉碎，从而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“太年轻、太单纯，有时很幼稚”（too young, 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），由此他们享受到一种过来人的快感。其实，这不但是一种优越感，而且透着一股浓浓的“爹味”。
如果说“白左”的道德优越感是虚伪的，但至少是向上的，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。而“黄右”的优越感则是一种现实主义式的“逐底竞赛”（race to the bottom），或多或少有些低级（low）。如果说“白左”是伪君子，那么“黄右”就是真小人。如果必须做选择，我宁愿倾向伪君子，至少他们表面上还得追求一些高大上的价值观。但真小人就敢公然与人类良知为敌，而且不以为耻、反以为荣。
4. 对左派的反思
但自从变得左倾后，我却发现左派也有很多问题。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会解构共同体意识，会摧毁重视家庭、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价值观，从而引发一系列危机。女权主义当然有其必要性和正义性，但其盛行客观上也会导致人口衰落。在传统社会，男人负责物质再生产，女人负责人口再生产。如今女权主义者争取更大权力，就是要两个责任一肩挑，因为男性由于生理原因无法承担人口再生产的责任。所以女权主义可能会加重女性的负担，对女性并不公平。实际情况也显示，大多数女性都难以实现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，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够两者兼顾，很多女强人都没有孩子。但如果你问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，那么很多人会告诉你，人口下降关他们什么事，他们才不在乎。我无意否认父权制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，但这种制度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稳固存在了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，必然有其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和文化原因。在我看来，父权制本质上是根据男女生理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分工。如果瓦解它而没有更合理的替代性制度，必然产生一系列后果，人口衰落是其中之一。
我还观察到，全球右翼保守主义（或可称之为“非自由主义”）思想正在崛起并合流。美国的特朗普、德国极右的选择党、匈牙利的奥尔班、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俄罗斯的普京，是（非自由）右翼保守主义的前台人物。俄罗斯的杜金（Aleksandr Dugin）、美国的班农（Stephen Bannon）和德国的霍克（Björn Höcke）等思想家，则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炮弹。这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，而是一股全球潮流，颇有些类似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，以及持续时间更长的共产主义革命。
保守主义的回潮或崛起，不是偶然现象，而是对冷战后（新）自由主义横扫全球的反制。因为（新）自由主义及其推动的超级全球化，造成了种种经济、政治和思想问题。全球化推动的产业外包和移民拥入，已经引起西方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弹，这是近年来西方右翼民粹势力崛起的重要原因。斗争经验丰富的西方劳工，懂得运用多种手段与资本及其代理人较量。其中最有力的武器，当然就是手中的选票。在文化领域，进步主义狂飙突进，LGBTQ和同性婚姻似乎越来越盛行，威胁到保守派珍视的传统价值观，从而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弹。
在这场宏大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中，“自由主义”和“非自由主义”都有合理之处，否则不可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追随者。杜金认为，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已失败，唯独剩下自由主义，而21世纪是保守主义对阵自由主义的时代。他也许是对的，但到底哪种思想能够胜出，就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了。
5. 结语：头脑和良心需兼备
西方社会有更多个人自由，更少对个人权利的限制，但这就对每个人的独立性和自制力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否则就很容易自我放纵。在自由主义的西方，不要指望有人来提醒你、督促你、鞭策你。换言之，你得自己管自己，包括工作、休闲、婚姻和交友等。自由固然可贵，但其代价是个人必须为其选择和行为负责。在中国社会，你缺乏个人隐私，个人权利也得不到有力保障，但是会有人来管你、督促你、防止你学坏、避免你走歧路。对于婚恋等个人事务，家庭、朋友甚至雇主都会帮助你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各有长短，左右两种思想都有可取之处，但又都有其局限性。
我从一个最初的极右分子，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左派，但现在的我，左右两派都能接受。那我到底是什么政治倾向？中间派？好像也不是，在一些问题上我持左派立场，另一些问题上又支持右派。如果一定要定性，现在的我大概算社会科学派。人心难测，社会复杂，所以社会科学无法用一种范式包打天下，必须多种范式齐上。回顾我的思想历程，可谓年轻时没良心（右倾），年长后没头脑（左倾）；如今总算良心、头脑兼备，不再左右为难。
Q.E.D.